消灭种姓必先革命，搞成革命必先消灭种姓

编者按 ：种姓不是印度社会中的一个局部制度，而是社会本身的整体架构与底层规则，因而无法通过温和改革、保留配额或宪法修补逐步消除。真正的平等只能来自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的同步革命性转型。安贝德卡尔指出，种姓制度真正的核心不是不可接触制，不是洁净与污秽的观念，甚至也不是等级秩序，而是内婚制。印度的农业结构——谁拥有土地、谁耕种土地、谁根本无地可耕——至今仍然高度严格地按照种姓界限来划分。在北方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地的农村，达利特人没有土地权，这并非孤立的偏见事件，而是种姓经济结构在不断自我复制、延续固化。”。”。换句话说，如果你把种姓从印度社会中抽离出去，那么，你得到的不会是一个“去除种姓的印度社会”，而将是某种在根本性质和整体结构上都全新的、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形态。理解种姓制度有个简单的办法：把它看作是跟印度社会本身同构（homomorphous）共生的一套结构。什么叫“同构”。通常，人们会把种姓描述为一种社会分层体系，一种等级秩序。从宗教层面来看，印度教的仪式秩序本质上就是一种种姓秩序，这里说的是它在历史中实际呈现的形态，而不是某些理论化描述中的“印度教”。谁能进寺庙，谁能主持祭祀，谁能读经典，谁有资格解释教法，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教主流信仰的整套仪式体系从头到尾就是一套种姓特权的架构。从婚姻层面来看，内婚制（Endogamy），也就是只在同种姓内部通婚，是种姓制度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的底层生物学机制。这种看法把种姓描绘成一个僵化、像化石一样毫无生机的封闭体系。它意味着，种姓并非仅仅作为众多社会制度之一存在于印度社会内部，而是与印度社会形态一致、架构同形、骨架一体。如果种姓仅仅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安排，只关乎“谁占有资源”“谁从事劳作”这类问题，那么理论上，种姓本可以通过财富再分配、土地改革和经济重组等方式逐步瓦解。2016年6月22日，印度艾哈迈德达巴德市，达利特种姓民众抗议达利特民众遭“护牛者”毒打。这种比喻并没有错，但远远不足以揭示其本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新型种姓形态，可以看看我的书《种姓共和国》（Republic of Caste）。然而，仅从制度结构出发，尚不足以解释种姓制度为何如此顽固。因此，今天我打算做两件事。从经济层面来看，种姓式的劳动分工绝对不是印度经济组织结构中的偶然现象。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文字游戏，但事实并非如此。坦白说，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种姓制度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它。第二，讨论这个目标该如何实现——不是靠保留配额政策带来的虚幻安逸，也不靠修修补补的宪法微调，而是要依靠更艰难、要求也更高的结构性变革和思想层面的根本转变。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当代种姓”，其实是在那之后才进一步演化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以及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塑造而成。近期，我出版了一本名为《种姓普查骗局》（The Caste Con Census）的著作，专门阐释种姓的本质内涵。这样的过程固然艰难，但至少仍在可以设想和推动的范围之内。安贝德卡尔（B. R. Ambedkar）曾将种姓比作一座各层之间没有楼梯互通的高塔。现在的种姓制度，早已不是佛陀时代的模样，也不同于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中世纪或殖民时期的形态。从政治层面来看，票仓政治、种姓算术（caste arithmetic）早已深度嵌入印度选举政治之中。这也正是种姓极难被撼动、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不彻底的改良只会制造进步的假象，比不改良更加糟糕。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说明为什么种姓制度必须被彻底根除——不是改良，不是管控，也不是包容迁就，而是彻底消灭。图源：社。职业世袭、代代固定，特定社群被生生世世困在扫地、鞣皮、清运粪污、洗衣、捕鱼、农耕这些行当里——这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也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如果将其比作一架层级阶梯，那婆罗门就在最顶端，达利特人压在最低层，其他群体则夹在中间。首先，在讨论如何消灭种姓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这句话揭示了印度文明长期未能摆脱的病症，是对于印度社会所陷困境的鲜活描述。从土地层面来看，印度的土地所有权，从古至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种姓现象。今天很多反种姓运动仍然被这种认识局限着：从头到尾只会一味抨击婆罗门，再挑几句安贝德卡尔的话来引用。在绝大多数选举中，种姓仍是预测选民投票行为最有效的指标。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印度国内每一次社会正义运动，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被收编利用，要么还没真正成长起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种姓无处不在。它渗透在经济、政治、宗教、婚姻、家庭、日常起居，乃至人的身心之中。不是种姓寄生于印度社会之中，反倒印度社会本身，就置身于种姓的框架之内。即便是安贝德卡尔当年论述、写书、抗争时面对的那种种姓，和今天也已经大不相同了。这意味着，种姓并非印度社会的某一项特征，而是印度社会的整体架构。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观点：“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消灭种姓；而不消灭种姓，革命也不可能发生。本文由公众号“南亚研究通讯”编译自“火线”（The Wire）新闻网4月的一篇文章，转载，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作者的批判并未止于自由主义式的法律改良路径，还指向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达利特解放运动——前者重视经济结构和阶级革命，却忽视婆罗门主义对社会心理结构的塑造；后者深刻批判种姓心理和身份压迫，却往往未能充分处理制度结构与经济关系，两者都将“阶级”与“种姓”割裂开来。安贝德卡尔（B. R. Ambedkar） 图源：The Dharma Dispatch。今天，我也准备以这个悖论作为讨论框架。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一群和在座各位一样的听众面前，聊过消灭种姓制度的问题。我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写作五十多年了，对此深有体会。这是一套强制性的经济架构：出身决定了你干什么活，干什么活决定了你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又决定了你的人生机会；而整个社会又刻意维持着这种机会的极度不公，让等级秩序一代一代固化下去，不断自我再生产。种姓一直在变，而且至今仍在演变。从家庭层面来看，无论是厨房中的饮食禁忌，还是谁能与谁同席而坐、彼此接触，谁有资格使用某口井的水源，谁可以穿戴何种服饰，乃至谁能够在婚礼中骑马，这些看似日常化的社会行为，实际上始终受到种姓秩序的深刻规训。【文/阿南德·特尔图姆德】。研究印度的选举政治无法绕开这套种姓算术，大众社会党（BSP）的兴衰，正是这一逻辑最典型的体现。正因如此，我把它称为“宪制种姓”（constitutional castes）。只要人们坚持只在同种姓内部通婚，种姓制度就会不断繁衍再生；而只要种姓制度一直存在，它所衍生的一切——经济不公、社会等级、文化歧视也会一代代固化下去，循环往复。正因如此，印度社会陷入了一种难解的死结：“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消灭种姓；而不消灭种姓，革命也不可能发生。此外，印度宪法本质上是殖民国家机器叠加婆罗门阶层的权谋算计，虽然废除了不可接触制，却并未废除种姓本身；保留制度暗中强化达利特“能力不足”的污名印象，并通过行政分类继续保存种姓身份；简单多数制则鼓动政党玩弄票仓政治和“种姓算术”，围绕种姓开展组织动员，这种所谓的政治代表仍然是在强化种姓范畴本身。种姓并非一套在社会内部运行的制度，它本身就是印度社会赖以运转的底层规则。然而，种姓制度本身又阻碍真正社会革命的发生：它在每一层级之间制造微小的相对优越感，使各群体都与种姓秩序形成某种利益关联和身份依附，让被压迫者沦为自身压迫的维护者。各类政党本质上就是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种姓联盟，即便是那些嘴上打着“反对种姓制度”旗号的政党，在实际运作中也照样按种姓划分派系、拉拢势力，为的就是上台掌权。